王朔：我的文集中大概还有一篇东西有那优的，我自己非常不想收去，但编辑说你应该收，也把你的寒碜给人瞧瞧。后来，我就觉得怎么就不能说真话说人话，怎么就非编个故事来，那程式化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抵，只是我觉得写起来困难，不顺手。我后来的写作受到一些东西从反面给我的启发。比如，有一次我看电视，是苏叔和舒乙两人的一个电视节目。好像是专家们评小品。节目的前半是一个小品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，揣着两只手。男的一无枢的镜，扭扭的那意思就是说她，但他就是说不来，张不开。那女的就等着他说，他就是不说。俩人就那么腻腻歪歪地不走。最后那女的有儿急，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那男的嗯嗯嗯的，那女的说：那我走了。刚要转走，俩人就腻一块去了。这完全是俩人起大腻，就是为了起腻而起腻，讨厌之极。最给我启示的是，那小品一完，苏叔和舒乙，一本正经地开始教训观众，他们说：你们看，这就叫中国式的情。他们开始给大家讲，我们中国人的蓄，这蓄的，我们的那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…等等，讲了好大一通。我当时坐在那儿都看傻了。那关系描绘得非常不真实，起码就我所见的我认为不真实，这么不真实的东西还要提升到民族德的度，就更假模假式了。我倒觉得，反正我觉得中国人的豪气，在两关系中往往表现在女上…

老侠：像杜十娘、崔莺莺、林黛玉…等等。从《诗经》开始就是女人豪，敢恨敢。关键时刻，中国的男人、特别是士大夫读书人都很猥琐。中国男人的豪气只表现在暴力上，像武松、张飞、鲁智、李逵…

王朔：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那么一说话方式的，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空虚很颓废的，我找的这儿乐儿呢…这现实调侃多了，以后是有一个全面怀疑。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怀疑。当然，现在我以为，怀疑就怀疑了，怀疑假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大智慧，没有的东西一旦看穿了，就是什么也没有。我一直觉得要是有机会，假如我成一个发稿容易的作家，我就写一个真的。在这之前我在语言上一直于摇摆当中。有的编辑跟我讲，正经小说的语言不认我这样的语。现在这语在最早时我没过，我一直跟着那时的文学观念练一优的文学语言，那个文学语言那叫个优啊，我就是用这优写特寒碜的小说，就是学来的特别优的学生腔的。当然幸亏那编辑也是一个正经人，他说你这个语言也不叫东西，他没给我发。要是他那时候给我发了，我照着走下去，没准就是大陆琼瑶了。我后来的语，是因为我没有练一文学语言来，无奈之下只好拣自己最熟悉的最顺手的东西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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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侠：照当时的文学观念练一优的文学语言的人，大概早就被废了。但是余秋雨的那优不也很畅销吗？看来，咱中国人还是优的，这叫痴情不改。

王朔：没错儿。好像真正豁去的，都是女的。女的总是先豁去了，男的得不得不跟着或者很尴尬。男的总是犹豫，总要留儿余地呀、退路呀…在两关系中，比较烈的是这，而不是那互相扭的。那时候已经到了开诚布公了，互相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…什么是中国式的情，我扑来的觉是，没有一个所谓中国式的情。就是张三和李四，王五和赵六的，是的某个人与某个人的，不一定他是中国人就必须这样。到了写《顽主》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开始向我约稿了，《收获》什么的约稿。既然有人约我稿，我就由着来啦。我本来想写一个骗故事，他们真正的了个公司行骗，甚至最后我还想落到教育意义上，就是结尾时他们痛心呀后悔呀内疚呀什么的。但写到后来，我写不下去了，就是说完了，就此收笔。你再往下编实在编不动了，你前面写了真的东西，再想放虚假的东西就放不去了，只要对自己诚实儿的人，都放不去。最后就停在这儿，完了。来以后呢，觉得轻松的，没和自己过不去。

只是价值废墟。

老侠：有人约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