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，薛暮桥提，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据地的价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，使北海币成为据地的唯一通货币，独享货币发行大权。办法就是，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，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购资，用这些资来支持北海币。政府在价上升时售资，回笼货币，价自然就会下跌。

薛暮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：“银行发行的货币，必须以一半给新成立的工商局，用来收购各农产品，随时吞吐，以此稳定价。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、白银、外汇作储备，是用资来作储备的。随着价的涨落，工商局随时吞吐资，调节货币通数量，以保持币值和价的稳定。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。我们这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的认识，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。”【9】

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，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据地去延安，被据地领导“扣留”下来，帮助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。

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“价本位制”就是说“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，也不是同法币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。我们的本币是与价联系，是把价指数（不是某一商品的指数，而是若重要商品的总指数）作为我们决定币值低的标准”【10】。

这个办法确实用。驱逐法币后，价的确回落，但又现了新问题。由于北海币的数量满足不了市场通需求，价下降过度。而此时据地政府不知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价，反而抛售资回笼货币，又赶上农产品收购季节，农民急着售，结果是价猛跌。虽然工商局上署增发货币，由于银行印钞力量薄弱，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。三者叠加的结果是，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。等到来年荒时节，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“迟到”的增发货币，结果导致价又剧烈上涨。

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，货币发行的季节和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：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，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，这样才能使价基本稳定，而稳定的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，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。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，他们创造了以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创新！

汇。于是他们变换手法，利用法币斗法币，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据地，来购资。仅在1942年，山东据地的法币就达几亿元。这不仅造成大量资向敌占区，还导致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，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，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这与今天元大量涌中国，在大量“购”中国产品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，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，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价上涨是同样的理。

完成了“驱逐法币，稳定价”的货币斗争后，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，而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盘手。

当时的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价的规律，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通，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。在沦陷区的黑市上，伪币于法币。在据地，法币于北海币。山东据地用行政手段压法币的比值，宣布北海币以1:2的比例兑换法币，结果本不起作用。

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，在一个传统上信奉“民以为天”的国度里，1943年的粮价格是1941年的25倍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