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的也很少，那些人都是国的知识分，如不去革命，原可以适应生存。养家活，都是我害了他们，是我对不起他们！这些话，他反反复覆地说着，折磨着他最后的日。

整理他们的遗真是容易的事，我母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，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她的柜里有一只小破箱，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，复员回北平又来台湾都不肯丢的老照片（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），最一层放了八床棉被，我知她搬到内湖后，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被的店，订了各式厚薄的棉被，她说：“现在我有自己的家，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。”事实上，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，革命的，抗日的，守山海关的，打台儿庄的，拚滇缅路的，逃难的乡亲，落的青年…全都走过去了。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，在丽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，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。

收拾我父亲遗更是容易，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，一直有人跟监，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，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、文稿焚毁，以免连累友人。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，我在他书桌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商谈的信，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;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包袱巾，上面有四行中文诗;还有孙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、小熊的生日贺卡：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：他从德国买的《哲学丛书》二十册（一九二0年版装）：当年在上海购买制的全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。母亲死后，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，这时已被白蚁啃残破不堪，只剩上半页和封面，木盒已手即碎，只有焚毁。

一九八七年八月父亲节的下午，他勉从床上起，坐在床旁藤椅上。磕然逝世。宁静地放下了这一生所有的理想、奋斗和失落的痛苦。我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母亲旁，面对着太平洋的穹苍。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，冬季无雪，夏季，太猛烈地照在他们埋骨的石座之上。

他又问，那些傻蜂呢？我们就是那些傻蜂，以为只要仍开着，温的夏日永无止境。诗人记得那秋天“燕在秋天的弩苍下回旋飞鸣”他说这一生在家乡时间太少，还记得庄院瓦房的屋担下有许多燕窝，开时总盼望牠们回来。

妈妈去世后，他言语更少，近乎沉默，正似从汹涌的河冲了哑海——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，有小小一湖海湾，名为哑海，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此湾，彷佛销声匿迹，发不怒涛的声音。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。人的一生“充满了声音与愤怒，全无意义。”长日无言，有时他独自坐在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。秋天白昼渐渐短了，我回去与他对坐，又念起他也的济慈《秋颂）.

双亲俱逝之后，在层层的失落中，我挣扎奋斗，游不他的泪海，我的血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。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——车祸之后重回讲坛，保持自己教书风格，连续两小时站立已辛苦，下课提着书本和试卷等等资料，由文学院走到大门，寒冷或炎，站在新生南路拦不到祖车时，已无法走回家去。这是我该坐下来，，想和写的时候了。

别想它了，你也有自己的乐音。

天的歌声呢？。之声在哪儿？